回收利用：能否适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

　　新法制报：在6号令出台后，上海并未彻底淘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，而是制定回收利用的临时政策应对“白色污染”问题，为什么上海会采取这种回收利用的方法？

　　董金狮：上海对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实行“源头控制、回收利用、逐步禁止、鼓励替代”，并不是单纯的只做回收利用。上海通过每只餐盒向生产者收取3分钱的方式，补贴回收、运输和处理处置环节上的花费，在治理发泡餐盒的污染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但这种措施也存在资金筹措困难、交费企业市场得不到保证等问题。

　　夏青：我一直坚持“餐具无罪、人有罪”的观点，上海一直在坚持做回收利用，得益于人民的环保意识较高，垃圾分类、回收利用的执行效果较好。这种回收利用不是依靠传统的废品收购方式解决，而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回收机构，对学校、航空公司、餐饮机构等大量使用发泡餐盒的单位定点回收、分类处理，提高回收率。

　　新法制报：上海的回收经验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，对全国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实施全面回收，以解决一次性餐具行业的发展乱象问题？

　　夏青：一些专家提议对发泡餐具“松绑”，放宽条件。我认为，解决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问题，可以在尽可能减少使用的同时，采取回收利用的措施。在国外，回收利用占整个治理环境污染量的90%，而降解技术占整个治理环境污染量的10%。随着人们垃圾回收意识的提高以及回收工业的进步，我建议允许一些大型的企业生产发泡餐具，以满足市场供求，同时建立配套的回收机制，以应对环境问题。

　　董金狮：我们之前在北京开展过发泡餐盒的回收活动，发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在回收处理中存在许多问题，如运输成本高、清洗难度大，需要大量资金补贴，否则回收利用很难持续开展。这种方法仅适合一些经济条件相对发达、发泡餐具生产相对集中的地区，对全国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实施全面回收的做法几乎行不通。

　　李静：在我国实行回收有很多困难。因为我们的回收体系和国外有所不同，国外的回收体系有经济杠杆进行调整，提倡污染者付费。我们的回收理念不一样，有利就收，无利就不回收，卖破烂为的是赚钱，而餐盒回收无利可图。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、长效的回收渠道。我们一直都在观察，研究他们的经验。现在他们做得已经不如当初的效果那么好了，可见这种经验还不适合在其他地区推广。

　　食品包装安全：需提高违法成本降低违法收益

　　新法制报：目前，很多企业被查处后仍在继续生产发泡餐盒，是否应当对食品包装安全监管进行专门立法，或通过其他方式加强监管力度？

　　刘俊海（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副秘书长）：《食品安全法》对于食品包装问题已有明确规定，将食品包装材料和容器纳入了食品安全的范畴。现在的问题不是法律没有规定，而是法律的宣传还很不够，生产者和经销商们还没有意识到包装问题的严重性，及其潜在的法律风险。当然，执法不严、违法成本低、违法收益大也是一个问题。

　　李静：我们需要对生产企业加强监管，但光靠行政手段查处的效果并不好，更重要的是人的观念的转变。我们在主流媒体上加大了对资源环境、食品安全的宣传力度。同时，有关部门也在加紧对一次性餐盒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制定强制性标准。查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，特别是“毒餐盒”，是一个系统的过程，产业政策、行政措施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。

　　新法制报：对于整治“毒餐盒”生产和销售，以及未来应对食品包装可能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，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？

　　马高坡：现在老百姓还分不清什么产品是合格的，更多的时候要靠企业自己凭良心做事。对于一些不自律的生产者，不能仅靠罚款去查处，罚款过后，被罚的企业肯定要开工，加班加点把罚了的钱给赚回来。只能加强监管和宣传力度，让用废料生产的产品无法上市，就好比处理酒后驾车，现在国家罚得严了，直接拘留你，你自然就不敢酒后驾车。

　　刘俊海：我建议按照“双升双降”的理念，完善食品包装与餐具领域的执法和司法机制。所谓双升双降，是指提升消费者维权的收益，提升商家的违法成本，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，降低商家的违法收益。《食品安全法》的出台，就体现了这一理念。食品安全问题既要依靠执法部门履行职责，加大处罚力度，更要依赖广大的消费者用法律武器，通过提起诉讼、仲裁，或者向消协投诉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，从而加强商家违法的法律责任，特别是民事责任。

　　□文/记者陶琪 实习生成锦霖 李志强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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